“你快看看手机，有没有新的订单来，赶快递要来不及了。”老郑一边帮儿子打包快递，一边不忘催促他照看生意。

老郑名叫郑明川，河桥金燕村人。自己在老家做点小生意，本想着指不定哪天不想干了，就跟老伴两人在老家享清福，却总被做电商的儿子电话催着来帮忙。“以前不要说用手机做生意了，看个电影都要跑大队的大礼堂里去，哪有现在这么方便！”老郑感慨着跟我们聊起了他家“一块屏”的故事。

墙上的电影站着看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神州大地万事待兴。“那时候还有生产大队，由乡里统一来放电影，大部分时候都是大队里包的场，每月也就来个一次。”老郑记得一到放电影的时候，整个大队的人基本都会到。

“大家都是跑着去大礼堂看电影的，人实在太多了，光站着的就有百来号人。”想起当年人挤人的场景，老郑也是一脸笑意，带着点今非昔比的调侃。大队不包场的时候，大家也会自己买票，花上一、两角钱去看一场。那时候老郑正值20岁光景，每次都是最积极的那一批。

电影投放到墙上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片头总是那么熟悉，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等一系列抗战片放了一遍又一遍，老郑却总是看不厌，“没办法，那时候就那几部电影，能看就很满足了。”他笑着说。

小框里看外界

1980年，改革的红利彻底激活了农村经济，衣食无忧之下，电视正式走进了大家的视野。“就在这年，我们村出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，是村里江治家的。”老郑回忆道，那时的电视机里只有两个频道，一个中央台，一个浙江台。

12寸的小框框里，仿佛让村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外地人穿的什么，吃的什么，出行靠的是什么，一切都那么新奇。首都北京的模样，也是在那时候逐渐进入了大家的视野。“当时电视机可是洋货，日本进口的。”老郑笑道，“他们家每天晚上都放，大家也每天晚上去看。”

1982年的时候，老郑买了第一台电视机，14寸的，不仅电视机大了，频道也多了一个，中央台分出了中央一套和中央二套。作为村里购买电视的“先进户”，他为此也是自豪了好一阵。“那以后，终于不用羡慕别人了。”

随着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，1986年，老郑造了新房，1987年成家生娃，两年间完成了三件大事，一切都那么顺其自然。1989年，老郑又下了狠心，决定要换彩电。

信号的故事

敢想就敢做，老郑花下1700多元，淘汰了家里的黑白电视，买下了21寸的西湖牌时髦大彩电。外面的世界一下子有了颜色，频道也多起来了。但电视的信号却很不稳定，因为当时几个村只有两个大信号塔，几百户共用。

为了加强信号接收，老郑就在自家屋后七十米高山上，架起了一根十几米高的木头电线杆，自制了一个加强版的“信号接收器”，用铝线跟家里的彩电天线相连。尽管如此，信号还是时好时不好，每逢刮风下雨，屏幕上更是只有雪花点在飘。“你移动电视头上那两根‘辫子’，信号就会跟着变，跟开车一样。”老郑说。

有一天，狂风暴雨交加，电视突然就没了信号。老郑本不愿冒雨上山，奈何当时只有7岁的儿子坚持不肯，只得火急火燎地背起小郑上山“救”信号。信号是救好了，爷俩都淋成了“落汤鸡”，还感冒了一阵。“孩子在家最喜欢看电视，饭都可以不吃，就动画片不能停。”老郑无奈说。

屏幕变大又变小

时光荏苒，转眼就到了2000年，电视的地位越来越高了，一度被做为嫁妆、彩礼；屏幕也越来越大了，从二十多寸到五六十寸；信号越来越好了，有线电视越来越稳定，频道也慢慢增加到了上百个。老郑家的电视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家也从较偏的半山腰迁到了大马路边。

后来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，电视的地位受到冲击，电脑、智能手机逐渐进入大家的生活。2015年，老郑的儿子郑鑫做起了电商。淘宝、拼多多同时上线，手机上就能操作。郑鑫从开始的几单一天到现在的1500单一天，销售额也实现了每月百万元的突破。他雇了6个人打包发货，办公场地从几十平方到400多方，生意忙时，还要叫上老郑过来帮忙。

如今，老郑的儿子在临安安了家，做了城里人。

记者 方远明

> 记者手记

老郑的故事，跟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一样，在生活越来越富足的当下，老百姓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越来越高。从墙上到掌中，屏幕变化的背后，是科技带来的社会进步。小小一块屏的变迁，正是印证了小康路上，人民生活越来越智能化、便捷化、理想化的最真实写照。